作为畿辅重地的任丘，必然也被列入清政府圈地范围。所谓跑马圈地就是指清初的圈地运动，它是指八旗子弟入关后，用骑马方式来圈定土地归属的现象。也是清廷纵容满洲贵族圈地占为已有，聚敛财富的一项土地政策。
顺治成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清朝皇帝。
随着清军入关，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。为了安置满族诸王、勋臣，解决八旗官兵生计问题，清政府决定在北京附近圈占土地。
清初的圈地运动始于顺治元年（1644），彻底废除于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。持续了四十余年，波及地区极为广泛，除了直隶省外。
各地驻防的八旗子弟，如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江苏、宁夏、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，也同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圈地运动。
作为畿辅重地的任丘，必然也被列入清政府圈地范围。
所谓跑马圈地就是指清初的圈地运动，它是指八旗子弟入关后，用骑马方式来圈定土地归属的现象。也是清廷纵容满洲贵族圈地占为已有，聚敛财富的一项土地政策。
清初跑马圈地时期，获得土地最多的是顺治时期“摄政王”多尔衮和康熙初年“顾命大臣”鳌拜。
畿辅地区真正大规模圈地有三次。分别在顺治元年十二月、二年九月和四年正月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十二月主要在环京都地区大量圈占土地，除占有明代皇庄以外，还掠夺大量民田。
顺治二年（1645）九月，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，范围扩大到河间、滦州、遵化。
顺治四年（1647）正月第三次圈地，圈入顺天、保定、河间、易州、遵化、永平等四十二府。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垧零九亩。
根据圈地令，旗人携绳骑马，跑马圈地。更有甚者，为在一定时间内尽量多地圈地，给马灌入药物，任其驰骋而死。
《八旗通志·田亩志》记载：仅康熙年间，旗人在任丘就有五次较大规模的圈地。它们分别是：康熙三年（1664）至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拨约正红旗三百九十三顷四亩。
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至五十年（1711），拨给各旗人共五十三顷五十亩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至三十九年（1700），拨给镶黄旗九顷。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拨给镶红旗五十七顷九十亩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至五十七年（1718），拨给正黄旗三百五十二顷五十四亩二分。
乾隆《任邱县志》食货记载，明朝末年，任丘县土地共有八千八百二十顷零五十九亩有奇。
跑马圈地后，被圈占土地八千一百零四顷九十三亩有奇，剩余六百一十五顷零六十六亩，93%的土地被旗人圈占，由此可见跑马圈地在任丘的状况是多么严重。
大董各庄的汪姓，也是这一时期迁入的。《清朝通志·氏族略》载：汪，清满洲人姓，世居沈阳。
刘庆华《满族姓氏录》称：清满洲八旗瓜尔佳氏、完颜氏等都有改姓汪的。
鄚州的邓姓同样也是满洲人，在顺治年间来到任丘。此外，中华路办事处的谢刘场村《刘姓家谱》记载:其祖先于顺治年间迁入任丘，为正红旗。
随着旗人在任丘的跑马圈地，土地大部分论为旗人所有。原有任丘土著居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，甚至房屋，他们被迫流离失所，出现了“出无可耕之田，入无可栖之室”的社会现象。
有的被迫成为旗人奴仆。清末学者王先谦在《东华录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失其田园，别其故墓……妇女流离。哭声满路。”真实反映了被圈占土地农民的悲惨生活。
跑马圈地虽然安置了入关的满清贵族和八旗官兵，解决了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，使其在战场上更加勇敢。
但是圈地后，很多农民的田地、房屋被占，致使其流离失所，部分汉族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成为佃农，或流亡他乡。
出现了大量流民和乞丐，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使部分迫于生计的农民投入反清运动当中。